三鹿事件后，有人指责正是由于秸秆饲料品质差，生产的牛乳蛋白低，才造成不法分子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人工合成“蛋白”。他们建议在农区搞“种草养牛”，从源头上解决饲草营养问题，并建议将“草粮并举”、“草粮轮作”定为基本农业政策，推翻自1996年起国家确立的秸秆养牛指导思想。

  对于这个事关“三农”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大家都认为应科学对待。三鹿事件的根子是企业诚信问题，而不是出在秸秆身上。青贮玉米秆喂饲生产的牛奶乳蛋白含量在2.7%～3.0%之间，西方人工种植苜蓿喂饲的在3.3%～3.5%之间，国家规定的标准是2.95%。可见秸秆养牛如配合一定的精料（豆粕和豆饼），是能达到质量发展要求的。三鹿事件发生的根源与秸秆养牛无关，咱们不可以因它有缺点而全面否定它。

  农民为什么喜欢秸秆养牛？原因很简单，成本低廉。农区秸秆就像草原上的草一样，大量富余，且不要钱，许多在地里白白烧掉了。牛是理想的“蛋白质转化器”，可将秸秆变成牛肉和牛奶。小麦、水稻、玉米秸秆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变成了理想的饲料。所以，在淮河以南水稻区，农民用稻草饲养水牛；在北方小麦及杂粮产区，用麦秸、玉米秆、花生秧、豆秸、红薯秧喂牛是有长期传统的，多达数千年。在农区，舍饲是最常见的养牛方法，汉字中的“牢”指的就是舍饲环境中的牛。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科学家们带动农民用秸秆养牛，老支书蒋胜利已养过三茬了，每茬3头，养七八个月，获纯利七八千元，农民尝到了甜头，有十几户农民跟着学。他们在地里捡拾人家不要的秸秆，亲属和朋友也将闲置的秸秆送给他们。“拾草养牛”将一堆废草变成了牛肉卖钱，农民非常喜欢。

  2007年全国畜牧业消化秸秆2.23亿吨，约占中国秸秆资源可利用量的1/3，节约饲料粮0.55亿吨。除此之外，由于牛粪还田，减少了化肥用量，改良了土壤，反过来还会增加粮食产量。还是在上面提到的蒋家庄，农民蒋建强常年养殖，每年将牛粪、猪粪等施加到自家土地上，化肥减少到了普通农民用量的1/3到1/2，其产量依然最高，有机肥养地的好处充足表现出来了。目前，国家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搞配方施肥，施的还是化肥，治标不治本。如果大力推广秸秆养牛，生产有机肥，则根本不用搞配方施肥，既充分的利用了废弃秸秆资源，又产生了能源（沼气），还养肥了耕地。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情,国家应出台补助政策，积极鼓励农民拾草养牛和有机肥养地。

  在农区搞种草养牛，有违农业生产规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河南农村，曾经推广过种草养牛项目，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让农民种上了苜蓿，可是因成本高卖不出去，农民第二年只好回过头来种小麦，却发现苜蓿是多年生植物，其根部可往地下扎90～180厘米，很难除净。农民说，种草养牛肥的是利益方（企业和主管领导），苦的是老百姓。

  中国适宜种草的地方在草原，而不是在农区。中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占陆地面积的41.7%，是耕地面积的3.2倍。但长期超载过牧，草原退化严重，迫使国家实行草原保护政策。在目前中国国情下，草原上生产的牛肉和牛奶远不能够满足市场需要。草原上，平均每75亩能承载1头牛，农区3亩耕地的秸秆就能承载1头肉牛，9亩耕地秸秆承载1头奶牛。可见，搞好了农区秸秆养牛，对于减轻草原压力、恢复草原、抵御沙尘暴是有重要贡献的。草原要充分的发挥其生态功能，农区要充分的发挥其生产功能，而持久的农田高生产力一定要通过秸秆过腹还田来养地，舍此别无他途。

  遗憾的是，秸秆养牛的现状不容乐观。尽管国家意愿很强，业主的呼声也很高，作为养牛主体的农民积极性却在持续降低。根本原因在市场。牛是大牲畜，饲养周期长，养牛业存在着“卖牛卖奶难价格下降宰杀母牛牛犊减少供应短缺价格持续上涨养牛增加卖牛卖奶难”的恶性循环。现在，受“三鹿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奶价从3.4元/公斤下降到2.6元/公斤，活牛收购价也从15元/公斤下降到12元/公斤。受市场冲击，中国牛的实际存栏量呈现下降趋势。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夸大政绩，会把养牛实际数量扩大3～5倍。仅从官方统计数字是看不到中国养牛业的真实内幕的，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秸秆养牛利国利民，促进这项工作良性发展意义重大。政府应采取“抓中间、促两头”的做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抓住农民分散饲养育成牛这个中间环节，带动集中养牛的所有的环节，促进秸秆养牛业的可持续发展。至于要不要搞种草养牛，老百姓说了算，政府不能盲目干涉。